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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系列之十二 - 「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三十多年前,正在耶鲁大学修读历史的弟弟曾跟我讨论一位英国近代著名生物化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我对弟弟口中「十分猛料」的历史学家,产生兴趣。在好奇心驱使下,翻阅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些章节,发现书中的图样精细,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之高,发明家的匠心手巧,在数学、物理、工程等范畴,一直处于世界的先进位置。

我印象中的李约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本来从事胚胎研究,在三十年代末,三位来自中国的研究员加入他的实验室,触发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兴趣。而他对中国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的欣赏、使他在麦卡锡年代受到迫害。另一方面,根据曾经与他合作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记述,李约瑟治学极为严谨,而且工作纪律严格,「连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我想,若不是这种既热情又严谨的性格,实在很难开展《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种规模的学术计划。

李氏在一九五四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这部轰动西方汉学界的著作,共出版了七卷,并有二十多部分册。直至今天,仍有数册在编纂中。这部巨着收纳了大量的史料和确实的证据,向世界介绍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近日和弟弟见面时,再度谈起李约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既然中国古代科技水平这么高,为何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开始?大家对这个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说法,争辩了好一阵子。

李约瑟拒绝民族优越的论点,力证中国的科技历史丰硕,他亦认为「封建官僚主义」,大一统的中国减弱了竞争性,使创新和科技难以持续发展。不过,他对中国文明是有信心的,直至离世前,他仍确信中国会再度崛起,为世界文明再作出具大贡献。不知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可以告诉我吗?

姑勿论我们是否认同李氏的观点,「李约瑟难题」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尤其在现今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都处于公平的竞技场上时,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能够担当起先行者的领导角色,将可为整个国家的经济、人民生活质素,以至社会面貌带来很大的裨益。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已列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而一些科研领域,例如农业科技和移动通讯等,更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我跟弟弟对李氏观点的讨论,一直影响着我对科技发展的重视。行政长官亦十分认同科研的重要性,所以过去数年,我们在这方面增拨了不少资源,提供优良的硬件和软件,提倡和鼓励发展科研。

以生物科技发展为例,香港科技园为专供生物科技研究应用的「生物科技中心」在今年四月开幕,标志着我们在推动香港成为珠江三角地区创新生物科技的枢纽上,迈进新里程。我们认为「生物科技」发展前景广濶,将会成为科技发展的重点。这亦是政府承担支持科技产业不断发展的实证。

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我们透过创新及科技基金共资助了超过一百四十个生物科学研究项目。创新科技署与科学园最近更推出「促进生物科学技术商业化计划」,以长期支援生物科技发展,这项计划的总额高达港币9,300万元。

现时,我们有六所大学从事生物科技研究,每年发表超过二百五十篇极具影响力的生物医学文献。港大和中大的医学院在临床医学范畴位居世界前列位置,并一直为跨国企业进行临床测试。这都是市民有目共睹的成绩。

在软件方面,我们的大学为生物科学范畴提供了大量高质素的毕业生及研究员。再加上健全的法治、对知识产权保护、税率低而简单的税制及自由的资讯流通等,吸引很多内地和海外公司来港,当中有不少是从事生物研究或是高科技的公司。

李约瑟一代学人,著作等身。他与香港的因缘亦不浅。据我所知,不少香港的商家对李约瑟的研究都一直十分支持,他的研究成果亦曾在香港发表,而前港督尤德的夫人,更一直担任李约瑟信托基金的主席,支持研究院的工作。今天想起李约瑟和中国科技,感觉是那么远,亦这么近。

打开历史的天窗,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使人神往。环顾现代发展,国家在空间技术、纳米技术和通讯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巨大,前景叫人充满希望。盱衡我们和周边地区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在科技发展和科研方面的投资,我们是绝对不会,也不应该吝惜。我相信,利用香港的原有优势,推动技术发展,不但对香港有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


200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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