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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校園

過去一星期,我有機會到港大和中大參加聚會,和一班大學生見面交流。討論的氣氛融洽愉快,大家暢所欲言,很有意思。

上星期日晚,我應港大陳婉瑩教授邀請,到港大信興書院參加「高桌晚宴」,跟約五百位本地、內地和來自不同國家的宿友真誠對話,由美國總統大選,到人民幣前景,再講到近期香港的熱門政治話題,天南地北,一晚時光轉眼過去。到星期五,我應邀到中大參加聯合書院六十週年的院慶聚會。剛巧上星期的書院周會因颱風取消,讓我有機會跟沈校長、張煊昌博士、余濟美院長和1500名書院學生一起切生日蛋糕,慶祝書院的大日子。

每次到訪大學校園,都會感到同學的活力和朝氣,令我想起自己當年的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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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參加高桌晚宴,要穿上學袍,一時間還以為走進哈里波特的電影。(信興書院提供圖片)

我的大學歲月,正值全球民權運動的高峰,母校麻省理工位處的劍橋(Cambridge) 大學林立,示威、遊行、集會都是家常便飯,當年最重要的兩個議題是反越戰和反種族歧視。事實上,當年美國已經陸續通過反種族歧視法案,但由於種族矛盾的根實在太深,少數族裔仍然要在日常生活面對歧視,包括我和身邊的華裔朋友。

在美國讀過書或生活過的朋友都知道,跟黑人絶不能提起那個極具侮辱性的「N」字稱呼,否則必定暴力收場。時至今天,這個用語在美國仍是一大禁忌。對中國人來說,另一個「C」字稱呼,也具有極大侮辱和挑釁成份。在我年輕的時候,那個字只要在酒吧或者街頭聽見,便必然會引起一場口角甚至打鬥。我在中大當天就跟同學說,我當年亦曾因那個侮辱稱呼,和人打過不少架。

一般人或許難以理解,為何一個單字,就能夠引起激烈的矛盾甚至衝突?單是一個字,當然不算甚麼,但那個字所代表的,其實是對一整個民族的侮辱,連帶着當時的社會氣氛和文化背景。對於那些每天生活在歧視環境的朋友,那就更加連繫到生活上遇到的所有不愉快、不平等和不公義的遭遇,考慮到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何一句看似隨意的稱呼,竟然可以引起激烈的衝突,甚至是人命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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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大聯合書院的周會上,和在場千多位同學一同慶祝書院的60週年院慶。

當然,我在美國也遇到一些年輕的小伙子,會以那個「C」字稱呼自己,但我相信當中代表的,其實也是一種每天經歷歧視,對自我身分感到懷疑的低落情緒,並不是惡意要對自身民族作出侮辱。

故此,當天我在海外知道兩位年輕議員,竟然以「支那」稱呼祖國,我確實是非常錯愕,亦想起不少當年在美國受過的歧視。兩位議員當日的選擇,或許有其個人的政治計算,但卻無視所有曾經遭遇過歧視的中華兒女的感受,那實在是非常無知的決定,難免鑄成大錯。

由初中生到大學畢業,在當地結婚生子,組織家庭,我在外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不過,和大多數的華僑一樣,我們都知道在當地的身份其實只是過客,華人圈子特別是學生圈子,國族情懷更加是強烈,當年席捲全美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我和一班朋友就有參與其中,我的其中一位最要好的朋友,當年更是運動的全美總指揮,他和一些在研究院唸書的朋友,後來先後加入了聯合國出任中文翻譯,直至國家培養出一批自己的翻譯員,才功成身退。

朋友們常常問我一個問題,就是為何當年會放棄在美國安穩的中產生活,回流香港?其實,當年選擇離開美國,除了是我內心仍然希望多試多看,不甘過一輩子平淡生活,很大程度,也因為我希望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多年來身為公僕,見證過香港過去二、三十年的「大時代」,為社會作過一點貢獻,那怕只是小小的一點,都讓我擁有巨大的滿足感,是我人生無比的榮幸。

 

201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