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零年間，曾囊括多個世界錦標賽重劍組別的冠軍，他更是一九八零年莫斯科奧運的個人重劍金牌得主。在短短四年間，他獲得的個人和團體世界奬項達八個之多。

Johan可以說是我的學弟，他在一九七三年初次入讀麻省理工學院（MIT），並且跟我一樣加入了學校劍擊隊。Johan當時給我的印象是比較文靜，說話帶着有趣的瑞典口音。他入學時在傳統劍擊技術方面早已打好了一個較全面的基礎，他有大量的創意，領悟力甚高，不時地尋找在技術層面以外一些策略性的突破。

剛巧，當時MIT的教練Eric Solle也不是一位傳統的教練，他的教授目標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和技術，配合每個人的長處，例如高度、速度、節奏、勇氣、力度等，以心理、策略和戰術取勝。所以他倆十分投機，經常談話、切磋、上課、操練。他是校隊的「中堅」成員，Eric更大膽地將他從重劍轉去打花劍，本來用「法式直柄」轉去用「槍式柄」。這一年，他聯同兩位同是一年級的隊友，史無前例地首次為MIT贏取花劍最高榮譽「小鐵人」獎座。可惜他只讀了一個學年便離開了學校。

我在73年畢業後，Eric邀請我成為他的助教，協助他改革當時劍擊隊的傳統訓練方式。對我來說，這是一份優差。我很喜歡這份工作，雖然早上有極忙碌的正職，我都是一直留在麻省理工劍擊隊任兼職助教，直到82年回港才停止。我十分享受和投入作為教練的工作，甚至一度夢想日後以教劍為終身職業。其實，在90年代，我確實接到這樣的一個邀請，但基於當時的情況，苦思了兩個星期後，才婉拒這個難得的機會。

一九七八年Johan再次入讀麻省理工，他當時已經是出名的世界級劍手，很自然他成為美國劍壇的明星。再次遇到Johan，發覺他的劍法和步法雖然改變不大，但較數年前更加「fit」，而他的打法亦已有基本的改變，令人不容易摸索到他的劍路。他那時充滿信心，可以全面控制對方，進攻和退守都很矯捷，看著他打劍，可以感受到「人劍合一」的最高境界，每場取勝伸手可得。不久，他再次離開MIT，集中精神全職發展他的劍擊事業，結果成為一代劍擊名家。

記得有一次，我帶隊到新澤西州一所理工學院比賽，在重劍賽中，Johan遇到當時東岸一位數一數二的劍手，他較Johan高出一個頭，但速度比較慢，身體也不健壯。開賽不久，對方劍手已四比零領先，當我焦急地給Johan打氣時，他對我一笑，說不要擔心，結果不用15秒的時間，便以5比4反敗為勝。

在競賽場上退下來之後，Johan全身投入藥物工作。除了MIT的學位之外，他還讀完一個醫科學位和完成一個博士課程，並在多間大型醫療機構任職高層，現時在自己開的公司，從事醫療藥物的研究和開發工作。

上月底，Johan從瑞典駐港總領使口中得知我會在六月率領商界代表團訪問瑞典，他便立即發電郵給我，相約聚舊。

雖然多年不見，但我們在短短的相聚時刻，暢談了很多當年在麻省理工劍擊隊的軼事。他更送了一本自己撰寫名為《Epee 2.0: Birth of the New Fencing Paradigm》的書給我。他在書中詳細論述了五十年代開始至今，重劍技術的變化，其中對麻省理工學院劍擊隊採用的戰術，描述甚詳。內容甚具參考價值。他更不時的表示，MIT的教練Eric Solle改變了他的劍擊策略，改變了他的一生。

在書中，他談及「奧運水平得分」這個概念，意思是在一個高水平，充滿壓力的比賽中，他會怎樣去控制局面，不容許對方利用他的強勢，反而引導對方在自己的「優越區」內運作，以簡單的技術取勝。Johan在這方面的成就卓越，他引述在高水平比賽的生涯中，在打平對手的局面下爭取最後的一分（即在4對4或14對14的情況下），他只有輸過一場，真是不簡單。

直至現在，Johan仍會在百忙之中協助訓練瑞典國家隊的劍手，可見他對劍擊的熱愛和對培育後輩的不渝心志。

200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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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戰」發生在喇沙中學，比試項目為一場花劍的劍擊比賽，劍手是兩位香港知名人士。由於兩位劍手年齡加起來超過一百歲，故此我們稱之為「世紀之戰」。

這場比賽源於一年前一個飯局，兩位劍手分別提起各自在大學時的劍擊「威水」史。所以，我邀請他們作一場比試，一分高下，他們稍為猶疑，要考慮一下。這個詳細的考慮用了一整年。一個月前，他們才要求我為他們安排賽事。為了今次比賽，兩位「世紀劍手」特別找了香港著名劍擊運動員何嘉麗教授了數堂「雞精班」，務求在比賽中勝出。

比賽開始時，兩人的確是各有千秋。雖然不是經常練劍，但兩人劍法也「似模似樣」、劍來劍往、有姿勢有實際，節奏也相當緊湊。雙方比試了兩個回合，各勝一場未分勝負。

當大家看得興高采烈之際，其中一人突然小腿抽筋，令這場「世紀之戰」不得不在「未分高下」的情況下結束。相信結局賽要待稍後再作安排。

今次比賽，雙方都有很多家人及好友到場打氣，大家十分投入︰緊張之際會屏息以待；出現精彩進攻時，會拍手鼓勵；偶爾發生一些「蝦碌」劍法，又會立即「起哄」。無論劍手或是觀賽的朋友和同學們都很投入今次「世紀之戰」。

在大戰之外, 喇沙的劍擊隊亦分別示範表演了花劍, 重劍和軍刀比賽和計分的方法, 令觀眾大開眼界.

其實，今次比賽並非單單是一場「牙骹戰」，兩位名人也希望趁今次機會，探訪學校劍擊隊成員，勉勵同學無論是讀書或是參與課外活動，只要投入和有恆心，必定可造出一些成績。他們今次正好作了一個親身示範﹗

200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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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那部車牌「AM 800」的電動車是一部政府車輛，而駕駛政府車，必須取得政府車牌，為此，我早於儀式前一星期，參加了政府物流處的駕駛考試，成功通過泊車和路試，取得駕駛政府車輛的執照。

雖然我有差不多四十多年的駕駛經驗，但對今次考試仍是絲毫不苟。考泊車時我更特別提醒自己一定要把車「四四正正」地停在泊位的正中間，不可像平時趕時間般，泊得太近路邊或是車頭歪向了一邊!

大家別以為財政司司長考政府車牌會有優待，負責考試的物流處同事，絶對秉公處理，並且會詳細翻查我過往的駕駛記錄。

駕駛電動車輛的確令我感覺一新。首先，當我啟動引擎時，並沒有一般汽車發出的「咔嚓」聲響，只要輕輕按下電制，便已啟動了車輛。如果不是看見READY的字樣，還不可確實車輛已被啟動。

此外，行車時十分寧靜，在車廂內完全聽不到任何引擎聲響。我想，當電動車輛普及時，行人過馬路必須更加小心留意路面情況，因為電動車輛駛近時，也不會像一般汽油或柴油車輛，發出較大的聲響。

在啟動禮當天，我只駕駛了短短數十公尺的路程，實在並未「過足癮」。當時真的有衝動想多走一遍，但礙於現場實在太多嘉賓，而且攝記朋友又空羣而出，希望爭取最佳角度拍攝，我為免引起混亂，只好作罷。我真的希望能像環境局局長般，有機會親身駕駛「AM800」在馬路上馳騁。

我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使用電動車輛，推動「綠色經濟」這個概念。推廣使用電動車輛並不單單是為了替代傳統使用汽油的車輛，從而達致促進環保的目的。重點同時也在於背後的商機和可以創造的就業機會，促進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

普及使用電動車輛更可刺激汽車零售業，更重要的是發展電動車的配套，包括充電設施等也會為我們帶來很多商機和就業職位。

由我擔任主席的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會繼續從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工業、科技、環保和交通多個角度深入探討推廣電動車輛的可行方向，並作出建議，使香港可以好好的把握這個商機。

200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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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其實是太陽能應用的一種創新科技，這種薄膜可以貼在窗戶玻璃或大廈的玻璃幕牆外，把太陽熱力吸收，並轉化為能源，供大廈使用。它的好處，是不用在大廈天台安裝太陽能電池板，既節省空間，又不影響大廈的外觀和設計。

太陽能是潔淨和可持續產生的能源，發展太陽能科技，並將它廣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可以減少使用礦物燃料發電，有助減少空氣污染和紓緩全球暖化。這正正切合特區政府發展科技經濟和綠色經濟的方向。

2007年，我得悉美國的杜邦公司正致力發展薄膜光伏電技術，並且有意在遠東成立技術研發和生產基地後，便把握機會，利用到華盛頓出席世界銀行年會時約見該公司高層，了解他們的意向和計劃。

回港後，我即時向行政長官匯報杜邦公司的計劃和分析它可以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和發展。

行政長官對計劃非常支持，我們隨即開始與深圳市政府及杜邦公司商討，最後成功達成協議，並於去年五月與深圳市政府簽訂協議，合作發展「深港科技創新圈」，杜邦公司將會成為首間進駐香港科技園公司太陽能研發中心的公司，建立全球光伏電薄膜業務研發中心。與此同時，深圳市政府也與香港合作，提供土地及其他支援太陽能科技的下游發展項目及產品製造。

在商討過程中，我們遇上不少挑戰和競爭，包括有鄰近地區政府向杜邦公司提出相當優厚的條件，吸引它進駐，但憑著我們背靠祖國的優勢和特區政府對創新科技的支持，杜邦公司最終選擇了來香港建立研發基地。

上月底，杜邦公司的太陽能全球薄膜光伏電研發中心和營運總部終於在行政長官主禮下開幕。在主禮台上，我非常高興、激動，因為我們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就成功爭取到這個重要研發項目到香港立足。看到研發中心內完善的設備和剛剛完成的產品樣本，就好像看到一個小生命在我們參與哺育之下誕生。

這次的成功，也顯示了「深港科技創新圈」的優勢。「香港研發 深圳設廠」這個模式是一個可行和有效的合作模式，可以進一步吸引其他科研機構到港落戶。更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已經見到杜邦公司成功開展業務。供應鍊上的其他公司逐步落戶香港科學園，肯定對香港的就業有正面作用。

200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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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師公今年二月剛慶賀了百歲大壽，壽宴上見到師公精神奕奕，徒子、徒孫，以至徒孫的徒子、徒孫，坐滿整間酒樓，熱鬧非常。前來拜壽的同門，除了來自港、澳、台，更有遠自歐洲、非洲和南北美洲到來的，可見師公在傳揚洪拳方面的深遠影響。

林師公出生於廣州，年輕時獲叔叔林世榮（黃飛鴻的徒弟）收養，並移居香港。林世榮見師公身體健碩，認為是學武的好材料，於是悉心向他教導功夫。師公卻原來不但體健過人，天資亦聰穎，在後來的學習過程中，通過博採眾長，不但掌握了各門派的功夫精髓，更對博大精深的中醫藥有透徹了解。

師公很年輕就開始授徒，後來更自立武館，除了教授洪拳外，也以中醫藥知識給人問症，對貧苦求診者，更是贈醫施藥。在戰前醫療制度尚未完善時，師公開疹，確實幫助了不少貧苦市民。

當時，師公已桃李滿門，有些徒弟學成後，移居美國、英國、荷蘭等地，並開設武館授徒（包括我的師父鄺鐵夫），於是洪拳得以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而師公的盛名亦享譽全球。師公更因而獲邀到世界各地，甚至到軍隊中表演洪拳。

師公擅長的洪家虎鶴派傳統套路，包括工字伏虎拳、虎鶴雙型拳、鐡線拳等，都是經典之作。現在看一些黑白的舊照片，仍然可以感覺到他拳勢的震撼力。師公除了擅長沉實力量型的洪家拳，也擅於輕巧、靈活的螳螂步拳及拳等，可謂剛柔並濟，達到化境。

多年前，我有幸在位於旺角的林館聽取過師公親述拳法的要訣，獲益良多，在武術的哲學和拳術的理論基礎上都得到啟迪。師公亦透過鐡線拳的套路，深入講解十二撟手的精要（十二撟手是：剛、柔、逼、直、分、定、寸、提、留、運、制及訂），幫助我了解到本家功夫的精髓，很多以前不大明白的地方，即時茅塞頓開。其實，一些功夫理論用得到適當的文字來分析，是可以令一般人的學習過程事半功倍。比如說，在美國波士頓鄺鐡夫師父的中國拳擊功夫學院內的主場，牆上有一副對聯：

「拳出全憑身出力； 棍來須用眼精神。」 簡單兩句已精要地點出習武的要訣。

戰後，師公繼續身體力行，將洪拳帶到全世界，他日常除了授徒和問症、贈醫施藥外，繼續進一步鑽研武術和中醫學，不斷學習和豐富自己的知識。他對武術承傳所作的努力和對社會的無私奉獻，備受推崇，得到各界人士敬重。

師公雖然年事已高，但記憶力過人。在壽宴上，他仍能如道家常，暢談各個徒弟、徒孫的學武軼事。師公的黑髮比我還多，如果不說，單憑相片，你難以猜出他是我的師公吧?

200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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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分享會的同學有一千多人，人數多得禮堂也容納不了，有二、三百人要到另一間演講廳看視像轉播。同學的發問非常踴躍，而且問題質素相當高。我在短短個多小時內回答了三十多條提問。每當主持人王鳴博士邀請同學發問時，台下必有多得數不清的同學舉手。我記得當王鳴說這是最後一個提問時，剎那間台下又是手臂如林，有些同學更「肉緊」到站起來，情景使我十分激動。

激動，是因為我看到他們對《預算案》、對社會事務的關注。社會上對這一代年青人有不少比較負面的輿論，例如批評他們只懂上網、玩遊戲機，不懂得關心身邊的人和發生的事，甚至常以帶有貶義的「港女」、「電車男」等來形容他們。但我眼前的這些年青人充滿熱誠，對時事、對教育事務、對社會的發展、對自己的未來，都非常關心，也有自己的看法。

年青人絶對是應該關心《預算案》的，因為今天的政策和建議，很多都關乎香港日後的發展方向和定位。年青人是未來的主人翁，今日政府的每一個決定、每一項建議，都與他們息息相關。他們受惠於今日的政策，日後也需要為延續這些政策而接捧「付鈔」（交稅）﹗

更叫我意外的是，晚上回到辦公室後，同事拿了一沓足足有一吋厚的同學提問紙給我。原來，除了坐在禮堂的同學在現場提問外，也有不少只能看視像轉播的同學將問題寫下來，其中除了有幾個問題被抽中獲回答外，還有百多二百張提問紙未獲回答。我縱使再累再忙，也即時一一細閱了，發覺當中不少問題頗有深度，有些點出了個別地區的問題，更有同學提及「二十國集團會議」，證明他們具有國際視野。雖然，我無法一一回答所有提問，我希望在這裡簡單回應一些較多同學提出的問題︰

(1) 有同學問︰有人批評不應在經濟好的時候「派糖」，你有否後悔過早「派糖」？

在2007-08的財政年度，庫房錄得大額盈餘，所以我去年的《預算案》和行政長官七月時先後提出了價值570億元的多項利民和紓困的寬免措施（佔當時本地生產總值約3.5%），以達到「藏富於民」和紓解民困的目的。我對這個決定一點都沒有後悔。事實上，這些寬免措施，包括電費津貼和二萬五千元的退稅，在去年九月經濟開始逆轉之後，幫助了不少市民。本港零售業上月還錄得增長，與此不無關係。

其實，自去年預算案以來，我們已經多次推出不同的措施，以紓解民困，抗擊金融風暴，這包括了創造就業職位和一千億元的中小企信貸保證等。我們理解今年的預算案，不應抽離這一連串的行動。

面對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各國紛紛提出挽救經濟方案，有些向銀行注資、有些購入面臨破產企業的有毒資產。我們謹慎經營，銀行體系比較健全，有毒資產比較少，政府資源可以集中在一些民生議題。我在月中出席「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時亦得悉，很多國家的方案，其實只佔他們本地生產總值的1.5%。大家都同意，在經濟情況不明朗的時候，有需要為國庫預留「彈藥」，不可一下子傾囊而出。

（2） 有同學問︰有政黨批評《預算案》未夠「快、狠、準」，你年中會否再「出招」？

學習過功夫的人都會深深了解搏擊「快、狠、準」之道。出拳的「快、狠、準」是要有先決條件的，其中最重要是先要耐心細心觀察，摸清楚對方的來勢，估計對手出甚麽招和甚麼時候出招。

同樣道理，在提出抗擊金融海嘯的措施之前，我們也要看清楚經濟形勢，務求準確估計未來的發展，斷不可盲目地出招，否則只會露出破綻，引致難以估計的嚴重後果。搏擊中暴露破綻，最多自己被擊倒；在金融海嘯中被擊倒，受害的是全香港市民，所以，我的做法是比較保守。抗擊金融海嘯豈可以盲目出招?

在稍後總結中期經濟狀況時，我會根據當時情況，認真考慮會否再度「出招」﹗

(3) 亦有同學問：2009-10年度政府開支比2008-09年度少，為甚麽我還說已採取反經濟周期的措施？

其實，將今年的預算案跟2008-09年度的開支比較並不恰當。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上年度推出多項龐大的一次性開支，為未來作出準備，例如西九（216億）、研究基金（180億）、減稅退稅（225億）、強積金注資（90億）等等。

如果我們將2009-10年度的開支跟2007-8年度比較，得出的結果將大有不同。2007-08至2009-10兩年之間，本港的生產總值上升了1.8%，而政府開支卻增加了近20%。而且，2009-10年度預計的財政赤字接近400億元，為GDP的2.4%。在經濟環境困難時不將開支收縮，而大幅增加政府開支，不是反周期嗎？

200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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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生肖之中，牛給我的感覺十分實在。可能自少受到中文課文「牛耕田」的影響，牛一直給我一種默默耕耘，勤力工作的印象。這亦是我一向的做人態度。我現在回到中學教劍擊時，特別強調一班師弟的基本功，要求他們克苦訓練，就是因為我認為，成功必須是由汗水換回來的。

香港人一向以勤奮見稱，我們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必有理想回報。我明白不少三十世代的年青人，認為今日的社會，未必擁有如父執輩的機會，他們有不少人嗟嘆時不我與，擔心機會太少。不過，我認為，每一代的成功人物，都是基於他們能夠突破時代的局限和前人的局限，然後才能成就一代的事業，例如報界的林行止先生，創立專業的財經報章，終成為「香江第一健筆」，又例如徐克和吳宇森的電影，突破前人的想像，成為一代的導演。香港的成功故事，亦是在一個又一個的成功奮鬥故事，交織而成。

不久之前，我到北區一個家庭探訪，這是一個普通的公屋家庭，父親從事三行，母親照顧家庭，三名孩子則格外伶俐。雖然父親的收入不算特別豐厚，但仍努力為孩子添置電腦、鋼琴等，家居也是窗明几淨，簡潔柔和。我想，爸爸努力工作，不曾嗟怨，沒有將錢花在別的地方，反而都給子女添置樂器等物品，這應不單是出於舐犢情深，也是基於相信未來。

一位本地的社會學家告訴我，根據他的研究，香港社會的低下層市民，其實較中產市民更相信他們的子女會比自己過得更好。撇開複雜的社會分析，我相信這種樂觀向上，認為只要勤力工作就會改善生活的想法，正是支持我們幾代香港人的共同信念。

新年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日子，也是籌劃未來的時間。在春節期間，我正埋首財政預算案的準備工作。我相信，只是抱有信心，善於籌劃，努力向目標奮進，未來將是有無限可能，也是充滿希望的。

200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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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和Donnie相識已超過三十載，在波士頓生活期間，我跟從中國拳擊功夫學院的鄺鐵夫師傅學習洪拳，而Donnie的媽媽麥寶嬋師傅則在唐人街大同村開辦中國武術研究所，教授太極和北派。我跟Donnie認識時，他只有十一、二歲，剛移居美國，當年每逢過時過節，我都會帶領鄺師傅武館的醒獅隊，四出表演，增加節日氣氛，而Donnie每次都會跟隨獅隊，湊湊熱鬧。

Donnie從會走路開始便跟媽媽習武，所以他的傳統武術根基相當紮實，亦由於自幼受母親薰陶，Donnie一直很熱愛功夫，也認真學習不同風格的武術，他對功夫的堅持和熱忱，令我印象深刻。不過，那時Donnie始終年少氣盛，偶爾也會沉不住氣跟人打架，記得有一次他在唐人街因事與人爭執，正要動手之際，剛巧我在場，立即阻止，因為我怕他「出手」太重，誤傷對方。

別以為年少的Donnie是一個「小惡霸」，認識他的朋友和武館的師兄弟都知道他是很有深度的，對功夫有自己的一套哲學和堅持；另一方面，他亦彈得一手好鋼琴，尤其喜歡古典樂章，所以他的性格和修養可謂剛柔兼備。

Donnie在十多歲時被父母送到北京學習武術，隨後亦踏上演藝之路。誰也猜不到在美國闊別二十多年，我們今年在香港才再有機會聚首詳談。別去當日的年少氣盛，Donnie今日增添了一份穩重和沉實，但他對功夫的追求和理想，始終如一。多年來，我一直有和他見面，並且他的電影首映我也會盡量抽空出席。

說起功夫，很多人誤以為「功夫」等同「武術」，亦往往將「功夫」與打架、「蝦蝦霸霸」等連繫起來。其實，「武術」是指「功夫」的技巧，而「功夫」則是一種修養，包含更多元素，除了技巧外，更包括尊師重道、氣量、心性修為、策略運用等，所以要練好功夫，絕非易事﹗

後記︰醒獅趣事一則 大家都知道，醒獅表演多是包括一個「採青」的環節，這也是最考驗舞獅者真功夫的環節，而通常「青」是生菜，負責舞獅頭的會將生菜弄碎，從獅口拋出。但有一次當我要「採青」時，才發覺原來在竿子上高高掛著的「青」是一棵冰硬了的西生菜，結果我幾經辛苦，手指亦冰得發麻，才將它弄碎，成功完成表演。

大家別以為冰硬了的西生菜是一個最大的挑戰，其實「終極考驗」是一個椰子﹗那次當我發覺「青」竟然是一個椰子的時候，立即「O晒嘴」，幸好我情急智生，用獅頭掩護，作一個「懶驢打滾」，順勢將椰子往路旁石壆連「砍」數次，才將它擊碎，椰汁四濺，令我好不狼狽。以後，我們師兄弟舞獅時，定必將一柄小手搥藏在獅頭內，以備不時之需﹗

2009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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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ip Hop的世界，一向都是美國黑人雄天下。Hip Hop不但只是Yo Yo 聲地唱歌，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和文化。Jin以帶有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文化的黃種人身份，能夠成為Hip Hop高手，已經是一大突破；成功在Hip Hop世界中突圍，更是非同小可。正如他說:「當初唱Hip Hop，父母炸哂型，同親戚朋友傾親偈，都話唔知個仔幾時變咗黑鬼。」

因為太喜歡Hip Hop，膽粗粗的Jin走到紐約一個叫BET( 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的電視台挑戰Rapper台主，當時的Rapper(也是黑人)只差一屆就成為七屆台主，列入名人堂。這種叫Battle的對抗，是每人Rap一段，務使對方口啞啞。對方既有名氣又有人氣，但Jin毫不畏懼，不但成功擊敗對手，而且愈戰愈勇，憑著創意和自信，連勝七屆，終於成為美國Hip Hop界的傳奇人物。

我和Jin一樣，都在美國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大家都有追NBA（和Jin一齊打籃球時，六呎未夠的他竟然話曾經想過做籃球員，現在的他只可以在灣仔修頓實現他的理想）。我們對主流白人社會以外的事物都有特別的感受。Jin用Rap來表達自己的態度，我當年在美國生活時，亦愛與拉丁裔和黑人朋友混在一起。有一段日子，我參與了向黑人小朋友派送早餐的義務工作。老實說，我當時都覺得自己幾Cool。

Jin 其中一個吸引我注意的地方，是他為奧巴馬競選時創作的一首Rap，這首叫「給奧巴馬的公開信」的歌不但在網上很熱，而且更吸引了奧巴馬的競選團隊。在一次集會，在紐約曼克頓下城的華盛頓廣場，Jin更以這歌介紹奧巴馬出場。「當時奧巴馬的人打電話給我，問我有無興趣幫手表演，我當時心諗：嘩！唔知有無錢收呢？但個口就猛話O.K.」

在美國成名之後，Jin回到香港尋根。他的根，包括了香港的電視文化和普及文化，也包括了上「勁歌金曲」和「獎門人」。在美國受到潮人朝拜，Jin上香港的電視節目不但不感到格格不入，反而十分享受。Jin說，細細個看勁歌金曲，都是張學友、劉德華這些人，輪到自己上去，感覺好過癮。他在香港出的第一張專集，叫做「ABC係我」講自己身為ABC的感覺，其中有句歌詞就寫：由細到大我睇慣TVB，新紥師兄，梁朝偉真係有型，歡樂今宵，何B同鄭裕玲。

我鼓勵Jin用廣東話創作一些關於本地社會和政治的Rap，好讓更多年青人關注社會。但Jin說，想用最熟悉的語言，創作最熟悉的事和感覺（雖然他很喜歡香港，但他說搞不清曾蔭權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個職位。說到這裡，我無辦法不暫時放棄）。Jin的直率，忠於自己感覺的個性，教我更加欣賞。我認為，有時候，用最真實的語言，說自己心裡的話，較修飾得文采斐然的詞藻語句，更能打動人心，更忠於自己。我覺得，與其在一件牛扒雕花，不如想辦法把牛扒弄得更美味更實際。

Jin 的風趣和好玩，讓我和其他在座的後生仔女過了一個開心的晚上（Jin的另一項「絕技」是扮王祖藍，在「保持通話」這套電影的一段笑死人的戲，有機會大家應該見識一下）。很高興可以結交更多如 Jin這樣有想法又過癮的後生仔，當然也希望Jin可以盡快搞清楚誰是曾蔭權。

200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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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剛巧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訪問團獲邀出席慶祝活動。我在出發前更特別前往香港著名藝術家文樓老師的工作室，揀選了一件名為「竹子」的銅雕（見附圖），作為特區送給自治區慶祝五十周年的賀禮。

這件銅雕「竹子」深具意義。「竹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上有特別意思，它挺拔向上，虛心有節，寧折不屈，而且隨遇而安，到處能夠生長；加上在講求環保的現代社會，竹子又因為生長迅速，結構細密，現時成為新的應用材料，以代替木材，甚至用來代替棉紗和鋼管等。

這具雕塑用金屬製成，更加突顯竹子剛柔相濟的特質，正好代表我們對廣西朋友們的祝福，希望廣西像竹子一樣，生機蓬勃、剛柔相濟、無所不克。

我們了解這件銅雕將陳列於南寧市新建成的民族博物館。如果你們下次到廣西旅行或公幹，記緊抽時間到博物館參觀。這博物館收藏最豐富的是中國的銅鼓，這些銅製的鼓大小不一，是我國西南部先民的樂器及祭器，在東南亞各國亦有出土。

在廣西三日期間，我們參觀市內主要企業，了解該市基建及它的工、商業發展。十二月十三日我們乘車前往越南河內，途中並參觀中越邊境附近的「中國 — 東盟自由貿易區憑祥物流園」，然後經憑祥友誼關進入越南諒山。

途中我們見到廣西公路網完善，交通十分暢順。但在越南方面的交通配套則仍有待改善，公路的發展就像國家三十年改革開放前的情況。如果當地交通網絡能夠繼續改善，對中國、越南，以至港澳地區都有利，因為即將動工的港珠澳大橋將會有利於貨物從珠三角西部經廣西進入越南，再到東盟各國，香港物流業也會因此而湧現無限的商機。

今次行程，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事，是在廣西首次嚐到豬頸肉拼炸沙蟲（見圖）。雖然炸沙蟲賣相並不討好，但其實口感相當豐富，香口之餘，肉汁也十分香甜，再加上沙蟲有很高的蛋白質，這也不失為一道既有營養，又有特色的地道菜。

提到美食，我不得不在此一提幾位隨團同事的「惡行」。他們在代表團和越南國家投資公司開會之後，利用前往港龍航空首航晚宴之前的一小時，竟然自行乘車到位於河內舊區的一間百年老店吃越南生熟牛河(有圖為證﹗)。該老店是一間很小型的舖子，由一對夫婦經營，客人要自行到一個盛滿牛肉湯汁的大鐵筒前排隊輪候，由店主即時在大鐵筒內淥牛肉片，然後將半生熟的牛肉及濃湯放到客人手中的湯河上。據同事形容，那數片牛肉，既嫩滑，又有肉汁及牛肉的香味，河粉的湯更是十分鮮美。他們齊聲表示，那是他們嚐過最可口的越南湯河。對於這幾位「自行離隊」的同事，我已即時進行了「紀律處分」﹗我對未有機會嘗試這美味的精品，非常不滿。

200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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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現時已五、六十歲，本應準備退休，展開人生的新一頁。但在美國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下，他們有些既要照顧年長的父母，又要與因為突然失業而搬回家的成年子女同住，要彼此重新適應；情況更惡劣者，可能因退休保障基金投資失利，而要繼續工作下去。對預備開展退休生活的人士來說，這次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確實帶來了不少衝擊。

我也是嬰兒潮時期出生的。我這一代慣於面對風浪的香港人，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感受至深。

香港五、六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時，社會的主體是草根階層，不少家庭居住在板間房、木屋區、七層公屋裡，這些家庭的兒童在資源匱乏下成長，對天台小學的學習環境一點也不陌生。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股災中，恒指一日暴跌百分之七十五，只要有投資股票的都蝕掉不少。那時，嬰兒潮的一代剛進入社會工作，積蓄不多，沒有什麼機會買股票，股市大跌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並不大。

八十年代，香港經歷信心危機，政治上出現了代議政制，社會和政治氣氛都出現不少變化。這時，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儘管一九八七年再遭逢股災，但我們正值盛年，沒有被打倒。我們相信，只要繼續努力工作，仍有機會賺回蒸發了的財富。

九十年代初出現了政治爭拗，回歸之後又接連發生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二千年科網熱潮爆破、零三年「沙士」等。十年風浪，進一步加強了我們應對危機的能力。

但這次金融海嘯對嬰兒潮一代的香港人打擊特別大︰我們擔心可否有魄力把蒸發了的財富再賺回來，又擔心剛出社會工作的子女飯碗不保；對於退休後生活的種種憧憬，變得模糊。

我十分理解嬰兒潮一代的憂慮和感受，因為我也是這一代出生的香港人。

作為財政司司長，我希望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不要太悲觀，千萬不要低估政府、企業，以至自己應付金融風暴的能力。憑着香港人靈活變通、自強不息和無懼挑戰的精神，加上在國家急速發展的有利形勢下，我們的經濟必定可以很快回到上升的軌跡。

在剛結束的二十國集團高峰會上，我看到各國領袖不分地域、不分語言、不分宗教信仰，大家都是以對抗金融海嘯為共同目標。二十國領袖的決心，再加上戰後嬰兒無懼風浪的「can do spirit」，我知道我們一定可以克服今次的挑戰。

願與香港的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共勉﹗

200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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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知道要對抗今次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並非一、兩項措施便即時有立竿見影的功效，尤其今次除了涉及一些實質的金融事故外，當中還牽涉到制度本身的問題和民眾對整體金融體系的信心。

今次峰會讓出席的國家領導人及國際機構負責人，全部成為解決今次金融危機的主要持份者，深入而全面地檢視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評估國際社會應對今次危機所採取的措施的成效，以及未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路向。通過這些宏觀的討論和交流，有助全球各國在未來制定更適切的措施和建立更完善的金融系統。同時，今次峰會亦突顯世界各地，無論是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系或是發展中國家，同心團結應付金融挑戰的決心。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機會參加今次峰會，有助我們取得目前國際金融形勢的第一手資料，亦對維持香港金融穩定及長遠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今次，我們有機會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峰會，除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之外，對國家周到的安排亦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在華盛頓獲安排跟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入住萬豪Wardman Park酒店九樓，與副總理王岐山、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其他參予會議的部長及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夫婦等同一樓層。為了方便各成員易於識別誰人住那間房間，門外都貼上團員名字（見圖）。

我們與代表團其他成員在同一餐廳用膳。甫進餐廳，我即心中暗喜，因為百分之七十的菜式均是中菜，早餐更有我至愛的粥和油條。原來大使館特別安排中餐廚師為代表團預備一日三餐的膳食，據說這裡的中菜更是全華盛頓可以吃到最可口的中菜﹗

國家代表團成員有百多人，大使館在住宿、交通、膳食等各方面都安排得十分妥貼和仔細，就連放在餐桌上印上國徽的牙籤筒，亦是由大使館悉心安排的。代表團每次出發前往峰會場地，如果稍有不周，定會產生混亂，但在大使館精心安排之下，每一位代表團成員乘坐哪一部車、何時集合、何時上車，都非常清楚。這種鉅細無遺的安排，提供了不少學習機會，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十一月十四日美國總統布殊在白宮宴請各國元首的同時，財政部長保爾森則在財政部款待各國財長，基本上各國都會派出兩名代表出席，而中國代表團則共有五人赴會，包括王岐山副總理、財政部長謝旭人、財政部副部長李勇、金管局任志剛總裁和我。

宴會最令人難忘的不是它的菜式或主人家的演說，而是席間美國海軍陸戰隊合唱團的表演節目，他們所唱的幾首歌曲切合美國政府對現時國際環境的看法，令人不禁發出會心微笑。這些歌曲包括《Stand by Me》、《Get back》和《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的確，在金融海嘯中，各國當然需要大家互相扶持，才可以回到原來的境況，而解決國際市場面對的問題，仍然是障礙重重，但只要有決心甚麼高山都可以克服。

200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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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爭取時間閱讀文件，除了因為希望盡快向行政長官匯報峰會的成果之外，亦因為我答允今天出席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每童一電腦」送贈計劃。

我曾在去年底的一篇網誌中向大家介紹過我入讀麻省理工時代的老師Nicholas Negroponte。他成立的「每童一電腦組織」（One Laptop Per Child，簡稱OLPC），通過捐贈「XO」筆記本型電腦、人造衛星和網絡設備，為不少貧困國家的兒童帶來了新知識、新希望。

「每童一電腦組織」上月終於在香港成立了亞太區支部，作為在中國、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等國家開展援助的後勤基地。當亞太區計劃總裁王錫基先生邀請我出任贊助人時，我立即應允，因為我一直都十分認同這個計劃的理念，相信打破數碼鴻溝是為孩子脫貧、改變他們命運的有效方法。

亞太區支部的首項重任，是向四川今年五月八級大地震中受影響的小學生捐贈「XO」電腦，讓同學們可以透過先進有趣的學習平台，與世界接通，盡早走出災難的陰霾，重拾學習樂趣。

我們都知道，災區重建不是一時三刻可完成的工作；對受災同胞的關懷，也並非一次、兩次的捐款便足夠。當中不少受災兒童地震前已在貧困的村落中為生活而掙扎，「每童一電腦」計劃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通過先進的資訊科技，擺脫世世代代的貧窮。

除了四川之外，「每童一電腦組織」更計劃把電腦送贈至中國更偏遠更貧困的地區，幫助更多中國兒童。

我知道，亞太區支部由籌備到正式成立雖然只有短短數月，但已招募到不少熱心的義工，包括大學教授、資訊科技界專才和志願機構的朋友，為計劃提供技術、教學和推廣的支援。在現時經濟環境波動的情況下，他們仍然充滿熱誠，為這項計劃投入大量時間和心血，著實令我感動。

我支持這個有意義的計劃，也希望有更多香港市民積極響應，讓四川的受災兒童、讓國家受貧困影響的下一代，感受到「知識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2008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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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收到唱片騎師一代宗師陳任(Joe)離世的消息，心中悸動。雖然我跟Joe在公事上接觸不多，但對這個不幸的消息仍然感到非常難過。Joe是我的DJ偶像。

也許由於我和Joe都是喇沙中學的舊生，同樣喜愛六、七十年代的英文金曲，亦分別組織過樂隊，所以我對他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Joe早在六十年代已經開始主持電台節目，可惜我就在那個時期隨家人移居紐約，直至八十年代回港工作，才有機會正正式式收聽他主持的音樂節目。如果七十年代已有互聯網便好了，那麼我便可以在彼邦，欣賞到他風趣鬼馬的主持風格。直至他病倒前，我仍是他主持的音樂節目的忠實聽眾。

除了他開朗、率直的性格之外，他對音樂的熱愛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他推廣懷舊金曲不遺餘力，對每一首金曲的背景、歌者的風格、不同演唱版本的優劣等都瞭如指掌，真可以說是金曲活字典。

Joe自踏足電台廣播開始，對香港的廣播業發展貢獻良多。他六十年代主持的《年青人時間》，以播放歐西流行曲為主，以獨特的風格吸引了不少年青聽眾，同時開創了中文電台的DJ潮流。

至七十年代，他在香港電台與多位著名唱片騎師主持《青春交響曲》，十分重視與聽眾的互動，為電台廣播注入新元素。除了電台工作外，Joe亦曾出任電視節目主持和擔當唱片公司行政工作，積極地推動粵語流行曲發展，為香港粵語流行曲的光輝歲月，付出了不少心血。

Joe對音樂的尊重和熱忱，對工作的認真和執著，對人生的樂觀態度，以至開朗的笑聲，都令我難以忘懷，我相信，與我年紀相若的電台聽眾都有相同的感受。據報章引述Joe的兒子說，Joe在離世前，表示要做的事情已經做了。我也有同感。

Joe在過去豐富而充實的六十三個寒暑中，確實為香港的廣播娛樂發展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我相信，他應無憾。

悼W.K.

另一位朋友遽然離世，同樣叫人扼腕。從同事的口中，收到陳偉群博士在西班牙與家人渡假時，突然中風入院，最後在巴塞隆拿辭世。想起W.K.的睿智，對香港的熱愛，想起他的言行對一代人的影響，心中總有一點戚戚然。

與W.K.的交往，始於他早年參與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印象中，他的意見深刻而具有洞見。近年，他參與西九龍和東南九龍等規劃發展，同樣貫徹他對香港充滿熱愛的感情。

W.K.是香港總商會工商政策副總裁，當時我正投入世界貿易組織磋商的工作，他代表商界參與有關服務業的工作，表現一直專業且見識獨到。而且他更多次引領一些國際代表跟我討論服務業在國際層面的開放措施，令我可以進一步了解不同業界在世界不同角落的訴求。後來在＜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參與，推動貿易和服務業，一直都擔任積極而重要的角色。

這些工作的片段，都是我與他第一身交往的經驗。我知道，在更多人心目之中，陳偉群是他們的精神領袖，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先驅，在環保和保育等問題上，「陳博士」的一言一行，在香港的公民歷史上，無法替代。

早在中學時期，W.K.已經加入環境組織「長春社」，在他身體力行的感召下，吸引不少年青人加入環保潮流。可以想像，在環保還沒有如現在那樣時興的年代，W.K.努力撰文，呼籲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保育行列，需要的感染力，實在非同小可。

陳偉群博士不但是環境保育的先驅，同時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先行者。英年早逝的他，在世的時間並不特別長，但他給予他人的感召，就如流星般引人驚嘆，讓人懷念。

別了，Joe! 別了，W.K.！你們兩人都是香港的先驅者，彷彿看到香港的未來一樣，一早已投身你們熱愛的行業和事業。願你們安息，也願你們遺留予大家的精神，將繼續發光發熱。

2008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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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美國發生次按危機以來，環球金融市場已是山雨欲來。後來雷曼兄弟破產，觸發了一場前所未見的金融海嘯。明顯地，處身於全球化的金融體系，香港受到波及已是無可避免。問題已經不是香港能否獨善其身，而是衝擊而來的金融巨浪，到底是一百呎，還是一百五十呎？巨浪席捲過後，會不會赫然發現原來市場的「弄潮兒」裡，很多人原來「無著泳褲」？

坦白說，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我知道，面對巨大危機，一方面要嚴陣以待，做好風險管理，另一方面要處變不驚，絕對不可自亂陣腳，金融風暴的根源在於信心不足，若是草木皆兵，則戰未開已先輸陣。所以，自從金融風暴發生以來，除了按以往的演練，啟動危機應變機制外，我每天都與一眾財金官員會面，周末仍不時通電話，研判社會反應和商討對策。同時，我利用每天上班前的空檔，透過傳媒與社會溝通，向大家交待最新的金融形勢，希望穩定市民信心

雷曼兄弟破產觸發了「迷你債券」事件。連日來，雷曼迷你債券投資者承受金錢損失，而且因賠償問題感到徬徨，我一直十分同情。所以，在過去數星期，我一直與財金系統的同事，努力解決問題，務使事主盡快取回投資的現值，另一方面則要求監管機構全力調查違規銷售，金管局已經將二十多宗個案轉交證監會，金管局跟著會將更多個案轉交證監會，一旦投訴個案成立，相信銀行會盡快解決問題。

解決雷曼事件就像打通隧道的防禦工事，它不可以損害香港的根本價值，包括不能動用公帑賠償，也不可以過度干預銀行的商業運作，但要盡快完工，讓人見到曙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讓投資者可以盡快取回他們投資的現值，涉及事件的銀行已同意我們提出的回購方案，為加速過程，金管局將會成立調解小組協助銀行與客戶，盡快達成協議。我們亦已同意，有須要向消委會訴訟基金注資，協助消委會處理涉及不良銷售的投訴。我相信，事件正朝往正確的方向發展，解決事件已露出曙光。

今次居中協調能否成功，要取得事主和銀行的同意，用市場機制去調解市場引發的問題。不過，事態發展仍存在不少變數，例如立法會是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就可能使事件變得晦暗不明。到底立法會的介入會否使回購方案產生變數？投資者取回投資現值變得遙遙無期？這方面的確是須要深思的。

我當然尊重立法會議員的憲制權力，但我亦同時相信，選民將不同取態的議員送進立法會，並不是希望他們與行政機關互相拉扯，最後一事無成；而是希望他們可以互相制衡，同時互相合作，共同找出一個合乎社會最大利益的方案。

應付金融衝擊，既要攘外，也要安內。今次金融風暴後，全球金融體系都須要反省市場和監管的平衡，在這方面，我已要求檢討。與此同時，外圍環境急劇變化，信貸危機隨時影響百業，較早時推出的不同措施，包括百分百存款保證，已經產生效果，息口和資金都趨向穩定。不過，金融風暴對各經濟環節，特別是零售、投資和就業等方面的影響，更要謹慎處理。特首成立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將會是我的工作重點，在這危急巨變的期間，找尋新的機遇，為香港經濟的未來，打好穩固的基礎。

一位美國將軍對發動韓戰懊悔不已時曾說：「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錯誤的敵人。」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裡？是應付這場危機的重要問題。

為專心應戰，我近期已取消了三次外訪，有些已答應參與我出訪南美商務代表團的商會和公司代表，早已預訂機票，現時未能成行，實在不好意思。但我相信，在這關鍵時刻，大家都會團結一致，分清社會的輕重優次。說到底，香港人還是懂得大體的。

200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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